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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家屠岸:译好一首诗“就像追求爱人一样”

时间:2018-10-12 14:37 点击:
翻译家屠岸:译好一首诗“就像追求爱人一样” 因为诗情,在屠岸先生身上,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气。

[摘要]因为诗情,在屠岸先生身上,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气。

翻译家屠岸:译好一首诗“就像追求爱人一样”

上图:屠岸(右一)与卞之琳先生。

对于91岁高龄的屠岸先生来说,这一年,生活始终繁忙而充实,满是新鲜的喜悦。

4月,屠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主持了一场“莎士比亚与十四行诗”的讲座,与读者共赏“光耀万世而不朽”的莎翁作品的魅力,以此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。他翻译的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,也历经60余年时光的积淀,成为译诗艺术的经典。

5月,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和另外5位老作家举办了“边写边画——六位作家速写展”,展出了他笔调沉静的风景速写,这些上世纪40年代的画作,展现出青年屠岸的诗意情怀。

近期,他创作的全部400多首格律诗正计划出版,屠先生借用柏辽兹四乐章交响曲的名字,将诗集命名为《幻想交响曲》。

“我未曾受过牧师的洗礼,但诗歌是我的宗教,缪斯就是我的上帝。”他在诗集《晚歌如水》的序言里写道。

是的,诗歌已融入他的生命。从《萱荫阁诗抄》、《夜灯红处课儿诗》里的旧体诗,到《诗爱者的自白》、《深秋有如初春》中的散文和自由诗,从功力深厚的莎士比亚、济慈等英诗翻译,到得心应手的十四行诗创作,屠岸先生以对诗歌的虔诚探索来崇奉自己的“上帝”。

先生一生写诗、译诗、编诗、论诗,至今仍未停歇。

因为诗情,在屠岸先生身上,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气。谢冕先生曾用“雍容、儒雅、亲和、中正”形容屠岸先生的气度,相信每一个走近屠先生的人都会深有同感。

倾心莎翁十四行诗

屠岸先生的家位于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普通小区,他1961年定居于此,至今已半个多世纪。先生的书房兼做卧室,空间不大,却被书籍“侵占”了大半:书柜里装满古今中外的诗集和文学作品,床边的地板上也堆立着一摞摞半人高的书籍。冬日的阳光透过树枝和南窗,斜斜地落在深棕色的书桌上。

天气寒冷,屠岸先生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保暖的棉衣,但依旧神色清朗,一身素淡益显儒雅的长者之风。

半个世纪来,他和这间书房几经沧桑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屠岸先生将其命名为“萱荫阁”,沿用了母亲的画室名,既是纪念母亲,也是“用母亲的勤奋、善良和坚韧激励自己”。

在“萱荫阁”,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《济慈诗选》的翻译;将自己1940年代翻译、1950年初版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精心修订了数次,使之成为莎翁十四行诗最经典的译作。

与屠岸先生的谈话,正是从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这部经典译作展开。

“40年代中期,我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,翻译之初,就被莎翁十四行诗的艺术所征服。”屠岸先生说道,“十四行诗音韵优美,形式整齐,每一行都是抑扬格五音步,整首诗的押韵也十分讲究。”

但是对于初版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,屠岸先生谦逊地说:“40年代翻译的版本,现在看,有的语言比较陈旧,有的比较幼稚。我一直在不断地修改,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。”

他早年翻译的莎翁十四行诗,给很多人带去了精神慰藉。在“文革”时期,他的译本以手抄本形式在下乡知青、部队战士间流传。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,青年诗人高洪波对屠岸说,他在云南当兵时曾与战士们共读莎翁十四行诗。他当即背诵了一首,屠岸发现果然是自己的译文。

初版60多年来,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不断再版再印,累计印数达50万册以上。每新版一次,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,他感慨,“译诗难,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”。但他又说:“以后如有机会,我还将再进行修订,因为对文学翻译,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、改进,是无止境的。”

为什么翻译莎翁十四行诗如此之难?屠先生说,难点有两个,一是形式,一是内容。“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、节奏之美,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,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。”

在屠岸对莎翁十四行诗的几次大的修订中,卞之琳先生的翻译理念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“1962年,我首次登门拜访卞之琳先生,把我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给卞先生看。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,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,并亲自为我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作为示范。卞之琳主张诗歌翻译应神形兼备,在‘形’上要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,用中文的五个顿代替英文每行五个步,同时原文如何押韵,中文也如何押韵。这种方式的首创者是孙大雨,卞之琳加以改造后完善,形成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:以顿代步,韵式依原诗,亦步亦趋。我根据这一原则,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。”

屠岸译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有一个特点,每首诗译文后都附有一篇“译解”,对这首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说明和解释,以利于读者对原诗的理解。这种加“译解”的做法,受到冯至先生的肯定和赞赏。

“文革”前夕,屠岸借用卞之琳先生的借书卡,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了英文版《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》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。所谓“集注”就是外国许多注释家的注释集中收在其中,屠岸据此又把每首诗的“译解”做了调整。

修订后的莎翁十四行诗于1981年出版,卞之琳在《译诗艺术的成年》一文中,认为新版本更加“谨严、光润”,并把屠岸译作作为“译诗艺术成年”的例子。

“按照卞先生译诗原则译诗的,还有杨德豫、江枫、方平、黄杲炘等人。我认为把英文诗翻成当代白话,成就最高的是杨德豫,他翻译的量不多,面不广,但精益求精,他是中国诗歌翻译的一个顶峰,很难超越。”屠岸说。

卞之琳先生也翻译过10首莎翁十四行诗,收录在他的译文集中,但没有收录他为屠岸示范翻译的那一首,屠岸至今都颇为遗憾:“他的手稿给了我,自己没有留底,而我在‘文革’时两次被抄家,丢失了,极为可惜。”

翻译诗歌带有使命感

“真正要译好一首诗,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,灵魂的拥抱,两者的合一。”这是屠岸在诗歌翻译中遵从的最重要的原则,也是他的诗歌美学观念的核心。

这一原则是来自济慈的诗歌理论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,屠岸将它译成“客体感受力”,在翻译界独树一帜。“诗人自己是主体,主体的反面就是客体,因此negative是客体,是吟咏的对象。济慈原意是写诗的时候排除主观精神状态和主观推理要求,把自己变成‘太阳’、‘月亮’等吟咏对象,然后进行创作。这和王国维先生的‘意境两忘,物我一体’是类似的意思,我非常赞同这个观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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